安全套历尽波折，终得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

1964年，河南省共计分配得到安全套约1300万只。若全部平均分配下去，该省每对育龄夫妻约可分得不足1只。

1975年，湖北省共计分配得到安全套约1800万只。若全部平均分配下去，该省每对育龄夫妻约可分得不足2只。

转机出现在1982年。

这一年，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天津乳胶厂237万美元，为中国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安全套自动生产线，使该厂的安全套年产量，从6000万只，迅速攀升至2亿只。稍后，联合国又资助广州第十一橡胶厂、青岛乳胶厂与乳胶工业研究所，使这三家工厂的安全套年产量提升至5.5亿只。到1986年，中国的安全套年产量达到了12亿只。③整个产业也基本脱离手工作业，进入全自动生产。

提升的，除了产量，还有质量。

1980年代之前，中国生产的安全套，性质仍相当于民国时期流行的“如意袋”——橡皮甚厚，洗净后以滑石粉保存，可反复使用。

1958年的《人民公社保健员手册》，即是如此介绍当时的安全套的：

“一种用薄橡皮做的袋子，也叫做保险套或如意袋。……取下套子，用布包起来，第二天用冷水洗干净，擦干，抹上滑石粉，卷起来，放在阴凉的地方，以后再用。”

关于重复使用，中国红十字会1957年编纂的《红十字会员卫生常识》的表述要更为准确一些。该书要求使用后须“用湿手巾包好”（而非用干布包裹），次日再“用温水洗净”（非用冷水），洗涤时须装水检查“是否有破裂”，确定可用后再“把它擦干，撒上滑石粉，卷好、包好，放在阴凉处，留待下次再用”。

进入到80年代，医学界开始讨论滑石粉与女性卵巢癌之间的关系。中国的安全套生产，亦借鉴国外先进技术，淘汰了滑石粉隔离剂，使用白炭黑或改性淀粉取代，并加入少量甲基硅油。这种新的安全套，质地柔软、透明度高、润滑性好，迥然不同于之前的“如意袋”。

同时获得技术改进的，还包括安全套之外的其他避孕药具。

据国家医药管理总局1981年的一份报告，在与联合国合作之前，中国避孕药具的生产技术相当落后，对工人的身体伤害极大，导致工人抗拒生产任务。报告称：

“目前，避孕药具生产中问题很多，主要是，厂房简陋，设备落后，密闭性差，有些药品生产中劳动保护问题严重。加之机械化程度低，手工操作多，使工人引起严重的异性化反应，症状有：

• 女性月经紊乱，周期延长，突破性出血，不孕、变异、乳房胀痛；

• 男性乳房肿大，且硬而触痛，阳痿、胡须脱落；

• 血象异常，肝功损伤；

• 头晕恶心，胃口不适，皮肤瘙痒，视力模糊，直接危害工人的身心健康。

长期操作还会通过衣物扩散污染，而危及家庭成员。同时，由于厂房简陋，又未作三废处理，有害粉尘及废气、废液排到工厂周围，危及周围居民的健康。加之有的避孕药具产值低，利用少，甚至亏损。安排生产避孕药具的计划，工厂不愿生产，工人不愿操作。近几年来，都是当作政治任务来安排。”

通过与联合国的合作，以联合国援建的项目为标准，一批相当数量的中国避孕药具生产厂家得到改造，成为了“符合国家药物生产和质量管理规范（GMP）要求的企业”。

产品数量和质量的提升，并没有能够让安全套在80年代得到普及。

1985年的官方统计称，在中国仅有3.2%的人使用安全套；1986年的另一份官方统计则声称，全国使用安全套者共计489万人。

这种难以普及，与安全套长期被管理部门控制在手，无法作为一种正常商品出现在市场之上，有直接关系。

1986年，考虑到无法跟踪流动的打工者，相关部门终于首次允许在少数大、中城市的医疗单位作“有价零售试点”。但“零售”所产生的销量非常有限。

1992年，当一名叫做文经风的青年计划开办“中国第一家性用品商店”时，他首先遭遇的问题，就是安全套无法作为一种正常商品公开销售。他回忆道：

“当我把性商店的想法和公司的员工商量时，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疯了。一是避孕套当时主要由国家下发，不可能像商品一样到商店里出售。二是除了避孕套外，国内是否有足够种类的性商品能够支撑起一个专卖店。三是国内从没有人开过性商店，说明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。”

因为得到政策的特殊支持，文经风能够合法销售安全套，得了一个“北京套爷”的绰号。同期出现的其他成人用品商店，则多有销售“野套”者。

直到1999年，政策才正式取消计生委对安全套的垄断资格，对其生产与销售实施资格审定，并将审定的权力移交给药品监督管理局，企业只要取得合法资格，即可进行安全套的生产与销售。

从这一年开始，安全套终于成为了一种可以公开出售的正规商品。

但枷锁仍未完全解除。

这枷锁，既来自观念层面，也来自政策层面。

1999年，安全套售卖机首次进入清华大学等高校，引起相当大的反对之声。该年11月，《长江日报》针对武汉在校大学生的一次采访显示，“50％的学生反对在校园内出售安全套，25％的学生赞成，10％的学生对此无所谓，15％的学生不愿对此问题发表看法。”2004年，湖北教育厅要求高校积极配合在学生宿舍设立安全套售卖机，以“控制艾滋病、性病在大学生中的传播”，但相当数量的高校选择拒不执行。2008年，上海欲在全市61所高校推广自动售套机，结果也只有13所响应。

1998年10月，广州的公交车上，出现了中国第一条安全套户外广告，广告词是“杰士邦，无忧无虑的爱”。该广告只存活了33天。1999年11月，央视《中国人口》栏目播出公益广告，宣传“安全套可以有效预防艾滋病”，但仅播出一天即被撤下。2000年，“杰士邦”在武汉长江大桥附近的建筑物上悬挂大型户外广告，亦仅坚持了20多个小时。2002年，福州汽车南站过街天桥出现两块安全套广告，共存在了约5天时间。……

安全套不被允许做广告，缘于1989年国家工商管理总局曾下发过一则《关于严禁刊播有关性生活产品广告的规定》。该规定中有这样的内容：

“一些地区出现了有关性生活产品的广告……这类产品向社会宣传，有悖于我国的社会习俗和道德观念。因此，无论这类产品是否允许生产，在广告宣传上都应当严格禁止。”

安全套最终能够突破上述禁令，与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每年以高达30%以上的速度增长这一现实有直接关系。

2004年，卫生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出《关于预防艾滋病推广使用安全套（ 避孕套）的实施意见》，支持用公益广告的形式，在大众媒体上宣传“使用安全套预防艾滋病”。我们今天可以在商场、商店、超市和便利店轻松地买到想要的安全套品类，正是上述《意见》支持下的结果。

该《意见》坦率承认：商业营销，才是“推广使用安全套的主渠道”。

这无疑是一种观念上的巨大进步。